出處：法音雜誌
進香的少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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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四九年，中華全國青年第一次代表大會上，周恩來作了題爲《全國青年團結起來，在毛澤東的旗幟下前進》的報告。在報告的第三部分，談到了一些毛澤東早年生活的情況，其中說到：“毛主席常說：他也是從農村中生長出來的孩子，開始也是迷信的，甚至某些思想是落後的……他在小時候，也是相信神的，而且信的很厲害。當他媽媽生病的時候，他去求神拜佛。”這裏所指的是1908年（也有材料說是1909年），已是15周歲的毛澤東，因爲母親生病，便許了願，到南嶽衡山去“朝山進香”。很少有人能知道這次進香的異乎尋常，那不是一般的“求神拜佛”，而是去進“朝拜香”，即幾步一拜地一直從家鄉韶山步行到衡山。
。 從毛澤東的家鄉到南嶽衡山有幾百里的路程，在崎嶇的山路上虔敬頂禮，風餐露宿，這是今日中國大陸恐怕只有藏地才能見到的奇景了。毛澤東身高體健，他在1936年同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的談話中，說他14歲的時候，父母按照鄉俗就已爲他定親娶妻。可以想見，這位肩負家庭重擔和中國未來的早熟的少年，當他朝向著南嶽衡山的方向，一次又一次地跪下、頂禮，然後徐徐而起、雙手合什，緩緩而進的時候，誰能懷疑在那炯炯的目光中所包含的對於宗教真誠的依投，對於人生苦難的宗教般荷負的勇毅呢？是不是可以這樣說，這位後來以無神論著稱的共產黨人的領袖，他邁向人生的第一步，恰恰就是以對於慈悲博大的佛教的虔敬與認同爲主要標誌的。怪不得毛澤東在成爲舉世矚目的領袖人物之後，還一再追憶其早年對於神佛的信仰。雖然這時的毛澤東已基本接受“五四”新思潮的影響，對自己早年的行爲稱爲“迷信”，但他這樣再三的反復談及、追憶，也許正好從一個側面向人們透露這樣的資訊即早年的宗教生活的熏習同他對於所謂大本大源的探尋一樣，給毛澤東的一生都打上了一個深沈而難以磨滅的印記。
革命者與“上帝”
。。毛澤東晚年經常使用的一個詞，就是“上帝”。當然，對他來說，上帝就是人民。但也有另一種特指，那就是卡爾·馬克思。他多次對外賓談到：馬克思是上帝。進入七十年代，他更是多次說要去見馬克思，見上帝。可以說，馬克思同恩格斯作爲共産主義革命的奠基人，在他們的追隨者那裏，只有這兩個人才是真正的神，真正的上帝。但也正是這兩個人，在他們的早年，同毛澤東的早年經歷一樣，都生活在篤信宗教的家庭中，即信奉著耶穌基督和他的上帝。
。。馬克思出生在德國特利爾市的一個猶太家庭。在他出生不久，基督教在這座城市日常生活中的地位得到了空前的提升，因爲當局頒佈了一個公告，它使所有猶太人都必須抉擇，或者接受洗禮，或者放棄任何官方的職務和工作。作爲當地一位有名望的律師和公證人，馬克思的父親不得不和自己的全家一起改信基督教。或許正是這樣的經歷，馬克思的家庭對待宗教的態度是非常寬容的，這與恩格斯的家庭氣氛形成了一種有趣的對照。儘管這樣，馬克思的父母還是經常祈求“至仁的上帝一路保佑”他們“親愛的卡爾”。
。 1835年底，馬克思的父親，亨利希·馬克思，在給馬克思的信中還這樣諄諄勸勉道：“你是純潔無瑕的，這點我確實毫不懷疑。但畢竟對上帝的虔誠信仰是道德的巨大動力。你知道，我遠非狂熱的宗教信徒，但是，這種信仰遲早都會成爲一個人的真正[需]要，生活中往往有這種時候，甚至一個無神論者也會[不知]不覺地拜倒在至高無上的神面前。這通常之所以會這樣[……]，是因爲每一個人[……]都有可能崇拜牛頓、洛克和萊布尼茨所信仰過的東西。”（《馬恩全集》，第40卷，第832頁）
。。耶穌基督爲了人類的罪惡與苦難，無悔地獻出了自己的一切，直至生命。他人格至尊的光芒曾深深震撼過青年馬克思那顆勇敢的心靈。1835年8月12日，17歲的馬克思在他的中學考試論宗教問題的作文中是這樣表達他對耶穌的景仰之情的：“我們的心、理性、歷史、基督的道都響亮而令人信服地告訴我們，和基督一致是絕對必要的，沒有這種一致我們就不能夠達到自已的目的，沒有這種一致我們就會被上帝抛棄，而只有上帝才能夠拯救我們。”（《馬恩全集》，第40卷，第820頁）“和基督一致，就在於同基督有最密切的和最生動的交往，在於我們總是 眼睛看到他，心中想著他，在於對他懷著最崇高的愛”（同上，第821頁）“一個人一旦達到了這種道德，和基督一致起來了，那麽，他將會泰然處置命運的打擊，勇於對待各種欲望的衝動，無畏地忍受一切苦難的折磨，因爲誰能征服他，誰能從他心中奪走他的救世主呢？”（同上，第822頁）“因此，和基督一致可使內心變得高尚，在苦難中得到安慰，有鎮定的信心和一顆不是出於愛好虛榮，也不是出於榮譽欲，而只是爲了基督而獻給了博愛和一切偉大而高尚事物的心。”（同上）“它能使生活變得更加美好和崇高。”（同上，第823頁）正是在基督精神的感召下，三天後，馬克思寫下了他的另一篇中學畢業作文，即那篇廣爲傳頌和引用的《青年在選擇職業時的考慮》。在這篇文章中，馬克思認爲，人在這個世界上的共同目標早已唯一地被神所指定，那就是使人類和他自身趨於高尚，因此在選擇職業時，我們應該遵循的主要指標是人類的幸福和我們自身的完美。在這個過程中，神是決不會使世人失去引導的，他總是在每個人的內心深處“輕聲而堅定地作啓示”（《馬恩全集》，第40卷，，第3頁）。我們的使命在於不被虛榮、名利和“不可抗拒的欲念”所迷惑，接受父母的指導，選擇一種最能使人高尚起來的職業。在文章的最後，他滿腔激情地寫道：“歷史承認那些爲共同目標勞動因而自己變得高尚的人是偉大人物；經驗讚美那些爲大多數人帶來幸福的人是最幸福的人；宗教本身也教誨我們，人人敬仰的理想人物，就曾爲人類犧牲了自己——有誰敢否定這類教誨呢？”（同上，第7頁）“如果我們選擇了最能爲人類福利而勞動的職業，那麽，重擔就不能把我們壓倒，因爲這是爲大家而獻身；那時我們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憐的、有限的、自私的樂趣，我們的幸福將屬於千百萬人，我們的事業將默默地、但是永恒發揮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對我們的骨灰，高尚的人們將灑下熱淚。”（同上）
。。可以看到，在這個對未來充滿渴望的年輕人身上，耶穌的靈光是何等榮耀，基督的熱血正在沸騰。正確的宗教引導可以如何使一個人掙脫世俗的迷惑，而走向心靈的博大、高尚和尊嚴，17歲的馬克思可以算得上是一個很好的例證吧！與馬克思相比，早年的恩格斯所受的宗教教育恐怕要嚴格和正統得多。
。。恩格斯的父親是一個開明的商人，喜愛音樂和戲劇。在家中，他對自己的孩子進行嚴格的宗教教育。他堅持子女們不論在家裏還是在學校一定得聽宗教教義，都要“絕對無條件地相信聖經”。他本人自從1825年以後，就一直擔任學監和教會學校的校長，而且在1835年還擔任革新教區的教會負責人。可見，恩格斯從小受的就是徹底的基督教式的家庭教育。瞭解了這個背景，我們才會明白，爲什麽在與友人弗裏德裏希·格裏培的信中，恩格斯總是一再地極其嚴肅和真誠地大段大段地討論神學問題；爲什麽在他十九歲的時候仍然對於上帝有著熾熱的信仰。1839年7月26日，他在信中這樣寫道：“我當然懂得幸福感，這是每一個使自己同上帝處於一種親近的、至誠的關係的人，不管是唯理論者還是神秘主義者，都會體驗到的感覺。……這種感覺是一種意識，即人類來源於上帝，你作爲人類的一部分是不會死亡的，飽經人間和陰間的憂患以後，擺脫了全部塵世的和罪惡的東西，你應當回到上帝懷抱中去。這就是我的信念，它使我得到安慰。從這一信念出發，我還可以告訴你，上帝的精神替我作證，我是上帝的孩子”。（《馬恩全集》第41卷，第506頁）“我承認我應當受懲罰；如果上帝想懲罰我，就讓他這樣做吧，但是要我在精神上哪怕有那麽一絲一毫永遠脫離上帝，我是全然不能想象而且也不能相信的。”（同上，第507頁）在這天的信的最後部分，當恩格斯談到他對許多具體教義的懷疑之後，他寫道：“我寫到這裏，禁不住熱淚盈眶，心情激動，但我覺得我不會毀滅；我會回到一心向往的上帝的身邊。這是聖靈的又一證明，對此我願以生命保證。”（同上，第510頁） 在耶穌基督的教義中，所有生活在這個世界的人都應該兄弟相待，他之所以降生人間，四處行神迹，傳教佈道，乃是爲了宣揚自由、平等和博愛；爲了普遍地喚醒人們的良知，潔淨自我，滌除身心的污垢；爲了傳播友愛和關懷，消除一切人奴役人，人壓迫人，使人成爲非人的不合理現象。爲了完成自己的使命，不惜被人出賣，釘死在十字架上。他說過：“你們要彼此相愛，象我愛你們一樣，這就是我的命令。（《約翰福音》第15章）他還曾莊嚴宣佈：“我是世界的光。跟從我的，就不在黑暗裏走，必要得著生命的光。”（同上，第8章）在著名的登山寶訓中，耶酥舉目望著門徒們說：“你們貧窮的人有福了，因爲神的國是你們的；你們饑餓的人有福了，因爲你們將要飽足；你們哀哭的人有福了，因爲你們將要喜笑；……當那日，你們要歡喜跳躍，因爲你們在天上的賞賜是大的。”（《路加福音》第6章）這和《共產黨宣言》最後所說的：“無産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用語何其相似。
。。或許正是在這種救世精神的滋養、感召和鼓舞下，馬克思與恩格斯從早年起便樹立起爲全體人類的幸福而奮鬥的信念，並分別通過《萊茵報》和《英國工人階級狀況調查》，公開爲“政治上和社會上備受壓迫的貧苦群衆的利益”而辯護，成爲全世界那些在貧困線以下掙扎的勞動者利益的代言人，並最終成爲無產階級革命的精神領袖。
中國土壤與傳統文化
。。人們常說，毛澤東是在中國的土壤中生長出來的巨大的人物，是從人民當中生長出來的領袖，是跟中國人民血肉相關的，是和中國的大地、土壤密切相關的。的確，毛澤東是一個土生土長的中國人，通觀《毛選》五卷，極少引用馬恩原著，中國古籍則信手拈來。觀其一生，從早年到晚年，觀世立言，待人行事，他受中國傳統文化影響至深且巨，可以說，中國傳統文化是毛澤東一生的主要思想土壤。一方水土養一方人，在古老的湘江流域，說不清有多少才逸俊拔之士沿著歲月的長河慨然走過，所謂“唯楚有材，于斯爲盛”，一語道破了湘人的自負。湖南長沙的湘江西岸，岳麓山東南山下，座落著嶽麓書院，爲宋代時著名書院之一。南宋理學家張栻 、朱熹在此講學，一時從學者千余人，故有“瀟湘洙泗”之譽。後來的湘人中，王夫之及曾國藩亦是一代大儒。除此之外，古時這裏更是高僧紛遝，信衆雲集的佛教聖地。方圓幾百里內，名刹梵宇享譽天下，尤其是南嶽衡山，在中國佛教史上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就是這塊土地，在一千多年裏，不知有多少炳然殊姿的人物，不染俗貴，梵行精深，在高高峰頂，在幽幽林間，坐而論道，遊心太虛，修成正果。他們的慧言懿行，不僅士大夫聞風而動，也深深感化著這一代的民風民俗。。。據史料記載，陳光大元年（西元567年），天臺二祖慧思大禪師帶領四十余僧徑趣南嶽，寄止衡山十年。一代國師，隋智者大師亦曾往返於此，道風流遠。唐時這一帶佛法大盛，就禪宗而言，六祖法嗣分南嶽、青原二系。惠能圓寂後，其大弟子懷讓即于唐先天二年（西元713年）移居衡嶽，前後三十一年，直至去世，故有“南嶽”之稱。其間，南嶽下第一世馬祖道一，即在此山悟道，並侍奉十秋。而惠能門下另一系，青原下第一世石頭希遷也于唐天寶初年（西元742年）到達衡山，並且一住就是二十餘年。後世禪宗獨盛天下，分爲五家七派，而考其法脈源流，則都是由南嶽懷讓、青原行思，分別經馬祖道一和石頭希遷之手傳佈開來的。由此可知，自六祖惠能滅後，由於南嶽懷讓、馬祖道一、石頭希遷這樣三位獨步天下的大宗師長期止于南嶽，曹溪家法曾一度移住此山，這的確是異乎尋常的。
。。更值得一提的是，在湖南省寧鄉縣境內，有一座大潙山，此山位於韶山西北約150公里處，山上有一座密印寺。1917年，24歲的毛澤東和同學肖子升徒步遊歷湖南五縣時，曾以“乞丐”的身份在這座寺院留住兩宿，並受到方丈及百余僧人的熱情款待。史載唐憲宗元和未年，這裏尚猿猱雜處，杳無人煙，其時，南嶽下第二世百丈懷海的弟子靈佑禪師爲師所遣，住持此山，橡栗爲食，獨棲七年，後建同慶寺，即是密印寺前身，受當時的相國裴休尊崇，前來受學僧人多時逾一千五百人，他的弟子，著名的仰山慧寂即在此山得法。禪宗自達摩傳至惠能，後來分出五家七派，而五家中的第一家－－潙仰宗，其創始人就是靈佑和慧寂。正是由於靈佑禪師住持此山四十餘年，是最初舉揚一家宗風的大禪師，故而世稱“潙山”。
。。由此可知，自古以降，在毛澤東從小生活的這塊土地，曾有過難以計數的高僧大德，闡揚佛法，濟世度人，佛教信仰深入民間，佛教文化以它特有的慈悲蘊奧的情懷，靈光獨耀的本色，養育著湘人的性格，也滋潤著這一方水土，使得山更深，水更清。
慈母文七妹
。。1959年，毛澤東在返回韶山沖故鄉時曾指著堂屋正中，風趣地說：“這是我初一、十五工作的地方。”韶山沖是個山清水秀的地方，十九世紀未，這裏蔥郁欲滴的蒼松翠竹環抱著幾間泥牆草頂的房子，屋內很空蕩，沒有什麽家具。堂屋正中的黑木桌上供奉的青銅佛像格外引人注目，令人肅然起敬。每逢齋日，這裏便香煙縈繞。毛澤東便誕生在這裏。
。。毛澤東的母親文氏夫人——文七妹，是近代中國典型的平凡、純樸而又勤勞、善良的農村婦女，她及毛澤東的外祖母都是虔誠的佛教徒，深受民間佛教文化的熏陶。或許正是佛家“諸惡莫作，衆善奉行”的教義在文七妹本有的天性中激發出心地溫厚、對己節儉勤懇、對人寬仁博愛的品行。每逢荒年災月，她經常送米送糧接濟貧窮的鄉親。佛家慈悲救世的精神和博大深奧的義理，在一個不識字的勞動婦女的身上樸素而具體的體現出來。
。。1936年，毛澤東在陝北保安的窯洞裏同美國記者斯諾談話時，曾談到自己的母親。他說：“我母親是個仁慈的婦女，爲人慷慨厚道，隨時都願意接濟別人。”（《毛澤東自述》，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頁）正是通過這位品德高尚的母親，佛教對毛澤東造成了深遠的影響，不僅使少年時代的他發生了朝山進香的壯舉，對後來的生活也打下了深深的烙印。毛澤東的小名“石三伢子”的由來帶有濃厚的民間佛教色彩。文氏婚後生下兩個兒子，均夭亡。1893年12月26日，文氏又生下第三個兒子毛澤東，唯恐他再夭折，便多方燒香拜佛，祈求神靈保佑並開始吃“觀音齋”。文氏娘家後山有個龍潭沱，清泉從石縫流出，常年不竭。在沱口矗立著一塊大石頭，石上建有小廟，人稱“石觀音”廟。毛澤東出生不久，母親就抱著他在這裏來叩拜，並寄名爲“石頭”，取容易撫養的意思。因毛澤東排行第三，小時候大家就喚他“石三”。在母親的影響下，幼年毛澤東依時節敬神拜佛，從不間斷。他曾對斯諾說道：“我母親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她向自己的孩子們灌輸宗教信仰，我們都曾因父親不信佛而感到傷心。我九歲的時候，曾經同母親認真地討論過我父親不信佛的問題。當時和以後，我們試過很多辦法想讓他信佛，……”（同上，第10頁）毛澤東的父親是到晚年才開始信佛的。
。。“不殺生”在中國古代就甚爲推崇。孟子說：“見其生，不忍見其死；聞其聲，不忍食其肉，是故君子遠庖廚也。”不殺生更是佛教文化中極爲重要的部分，歷代高僧大德紛紛闡揚。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蓮池大師在其《放生文》中說：“蓋聞世間至重者生命，天下最慘者殺傷。是故逢擒則奔，蟣虱猶知避死。將雨而徙，螻蟻尚且貪生。何乃網於山，罟於淵，多方掩取。曲而鈎、直而矢，百計搜羅。使其膽落魂飛、母離子散。或囚籠檻，則如處囹圄，或被刀砧，則同臨剮戮。”“恃我強而淩彼弱，理恐非宜。食他肉而補已身，心將安忍。”文氏反對暴力和殺生，毛澤東耳濡目染，他“小時候常隨母親去社裏，而且還學會了唱佛經，那時候他深信殺生是罪大惡極的。”（《我和毛澤東的一段曲折經歷》，昆侖出版社，1989年，第181頁）。這種觀念潛移默化地影響了毛澤東的一生，他雖然身經百戰，指揮大大小小的戰役，內心卻總是不失慈憫。跟隨他十五年的衛士長李銀橋說毛澤東一生有三怕：一怕淚，二怕血，三怕喊饒命。“我見他第一次落淚，是看到一名病重的孩子，那孩子母親哭，他也跟著掉淚，命令醫生盡全力去搶救。”後來，毛澤東開始住香山的雙清別墅。同住在香山的將士們都聽慣了槍聲，此時 住寂寞，幾位警衛幹部便打起鳥來。毛澤東開會回來看見被打得血淋淋的麻雀，顯出大不忍的悲戚神色，以手遮臉，喊起來：“拿走，拿開！我不要看。”並下令禁止任何人打麻雀。他說：“麻雀也是有生命的麽！它們活得高高興興你們就忍心把它們都打死？”（《走下神壇的毛澤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42頁）。據跟隨他上井岡山的陳士渠將軍回憶，毛澤東只在朱、毛紅軍會師慶祝大會上，被任命爲紅四軍黨代表兼任第十一師師長時挎過一次匣子槍，“從那以後，我再也沒見過他身上帶過槍。”（《毛澤東的文化性格》，中國青年出版社，1991年，第32頁）有一次，毛澤東與李銀橋拉家常時，李銀橋說他喜歡母親，因爲母親心地善良對人寬厚，毛澤東說：“你母親一定信佛”他說：“你說她心善麽，出家人慈悲爲懷。”（《走向神壇的毛澤東》，中外文化出版公司，1989年，第36頁）。
。。這位對待政治上的敵人從不軟弱，主張己所不欲、施之於人的蓋世雄傑，終其一生致力於救護煢獨孤苦與探尋人類大同之路，其與佛家強調忍辱不爭、希望能化解一切仇恨的主張，難道就沒有幾分內在的溝通與契合嗎？
宗教與人文精神
。。宗教是一種普遍存在的文化現象，是世界文明的重要組成部分。縱觀人類歷史，無論是政治界、藝術界、還是科學界，那些對人類産生巨大影響的傑出人物，都幾乎毫無例外地有一份揮灑不去的濃濃的宗教情結，政治家尋求全人類的平等與公正，藝術家追求精神上的至美與和諧，科學家探尋世界的奧秘和造福人類的物質方式。他們終其一生，投身其間而悲欣交集、九死未悔。在這種宗教情結中所蘊含的道德與智慧的昇華支撐著人類，即使是在最艱難的歲月裏，也維繫著人世間的公義與對人文精神的追求。
。。事實就是如此，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毛澤東，在他們的早年，都與宗教有著某些天然的難以割斷的聯結，其影響甚至與共産主義的理論本身有著某些內在而深切的關聯，這些恐怕都並非偶然。其實，共産主義同宗教之間並非象許多人想象的那樣勢不兩立、水火不容，如果我們以科學的態度加以分析，便會發現，在真正的宗教實踐家和真正的馬克思主義者之間，還是有著不少內在的一致性。如對於窮困者及一切被壓迫、被奴役的人們的普遍平等的關懷；慈悲救世的情懷；勇於犧牲的果決和對於未來美好社會的向往。這個理想的大同世界，不管叫做什麽，無論是基督教的“上帝之城”，佛教的“極樂淨土”還是馬克思的“共産主義社會”，在其“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馬恩選集》，第1卷，第273頁）這一基本點上，依舊是息息相通的，因此它們也都同樣地激發著這個世界上追求真理的人們爲了人類和自身的更加美好而勇猛精進、忘我獻身。瞭解了這一點，那麽無論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毛澤東，他們早年之所以對宗教投注巨大的熱情，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出處： 法音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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